（三）行政过程论是判断和实现正当程序的路径支持 另一方面，在现代国家，伴随着法治的推进，权利救济制度不断完备，权利救济的范围不断扩大、方式不断增多，从前适用反射性利益理论或曰保护规范理论而未被承认行政诉讼救济的，也随着新保护规范理论乃至值得保护的利益理论等的出现而得以广泛承认。

不过，这种本土化维度，并不仅仅因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所致，还在相当程度上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基础与西方大不相同。（二）权利定性上的矛盾 是指论者对其所证成或证伪的权利的界定出现了前后矛盾。

换言之，在社会主义改革这一改革红利释放过程中，必须满足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分享感与幸福感，而不能单纯追求效率需要。[20] 吴胜利：《财产权形成中的公权力规制研究——以土地规划权对土地财产权的规制为核心》，《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1期。循此逻辑，如果要确定环境权请求权，那么首先必须确定环境权。[5] 姚建宗：《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如有作者主张代际生育平等权，即由于国家政策和法律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导致不同代的公民生育权的不平等，因而其享有要求国家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与救济制度的权利。

此外，从奥斯丁以降，边沁、霍菲尔德以及后来的哈特等分析法学家一直致力于法律概念的体系化研究，建立了强大的英美分析法学流派，也极大地推动了英美法系的体系化，并对其他法系国家的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此而言，将代际生育平等权视为社会权而救济，反而限缩了该权利被满足的范围与力度。于是，从前的收用委员会裁决程序，在实际的过程中往往会转化为和解程序。

正如有的判决所指出：根据《土地收用法》第71条（1966年修改前）进行土地收用，其补偿必须是完全的补偿，即必须使得收用之前后被收用者的财产价值相等，以金钱进行补偿的情况下，则必须是被收用者足够在近旁取得与被收用地同等的代替地等的金额。如此理解，其中并未包含对附近居民个别地、具体地保障环境利益的旨趣[47]，此外，看不到《土地收用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范个别地、具体地设置规定，对周边居民不受噪音等侵害的利益予以保护的旨趣[48]，以此为理由而否定了请求撤销事业认定的附近居民的原告适格。国土交通大臣作出事业认定相关处分的，必须事先听取并尊重社会资本整备审议会的意见。[12] 行政不服申诉，是指对行政厅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服者，向有关行政厅提出不服，请求审查其处分及行为的违法、不当，纠正及排除违法、不当的处分及行为的程序。

此外，《行政程序法》有意识地避开受理这个概念，规定了备案（届出）的程序，只要满足了法令规定的要件，便算尽到了程序上的义务和责任。[日]大桥洋一著：《都市空间制御的法理论》，有斐阁2008年版，第301页-第303页。

正如在德岛市公安条例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所指出：条例是否违反国家的法令，不仅要通过对比两者的对象事项和规定文字，而且还必须通过比较各自的旨趣、目的、内容及效果，根据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抵触来决定，进而将关于条例规定事项的法令存在的场合与不存在的场合区别开来，认为前者的场合，（a）即使条例和法令就同一事项进行规范，只要目的不同，并且条例并不阻碍法令所意图的目的及效果的时候，（b）即使条例和法令是同一目的，当法令自身被解释为容许根据地方的实情通过条例进行规制的旨趣时，条例不违反法令。[29]伴随着委任给自治体条例的权限增大，《都市计划法》的修改[30]，为探索根据条例进行土地利用规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69] 参见[日]西田幸介著：《计划策划制定程序和参与——以都市计划为素材》，载[日]芝池义一等编：《城镇建设、环境行政之法的课题》，日本评论社2007年版，第180页。土地利用规制的具体形态呈现出多种多样性，一般包括如下情形：（1）关于土地的开发保全的。

修改《土地收用法》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事业认定的透明性，促进收用程序的合理化，使土地收用工作更加适应社会经济情势的变化，反映公共事业的新要求，促进人们对相关公共事业的理解，推进与21世纪的公共事业相符合的顺畅的、有效率的事业认定和土地收用制度。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71]参与的方式可以有公听会、说明会，充分的纵览期间设定，提交提案，组成工作组，应答过程的组合等。[53]所以，现行《行诉法》第31条在明确事情判决要件的同时，作为对原告的权利救济予以考虑，谋求规定的整备。

[56] （三）根据情况进行重新审视的正当性 对行政行为的违法作出宣告，准备了后续补救措施，尤其是在诉讼以外的场合对公共事业的公共性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和评价，包括请求国家赔偿等，都将成为PDCA（Plan，Do，Check，Action）优化循环的支撑[57]，故而将有助于达至更高层次的法治状态。其二是采用能够客观地确定判断该程序性基准的方法。

在计划期间内，自治体必须精励于计划的制定，如果自治体没有诚实地行动，而延长了规制期间，便会被要求从公正和正义的观点出发支付补偿。[52]这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渐次导入并逐步推开的制度。

[28] [日]原田纯孝等编《现代的都市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424页（[日]堀田牧太郎执笔）。所以，处分的直接相对方自不必说，直接的相对方以外的第三者，或者地域居民，甚至附近居民，如果是与请求处分的撤销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便被承认提起撤销诉讼的资格，即承认其原告适格。根据该机制的程序，也可以原封不动地作为确保面向生活再建的过程体系来发挥作用。程序的迅速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共通的一般性的要求。[43]可是，关于《电气事业法》第48条第2款第1项规定的、作为火力发电所管道设置认可处分的要件所列举的技术基准的避免电气工作物给人体带来危害，或者给物件带来损伤，法院则认为，这不是保护周边居民的个别利益的规定，而只不过是以公益的实现为目的的规定而已。（2）法律、条例的制定和废止的过渡性措施、代偿措施不充分的场合。

[23] 1973年10月18日，最高法院判决（土地收用补偿金请求事件判决），载《民事判例集》第27卷第9号，第1210页。[16] （五）地方分权改革与正当行政程序 1999年地方分权改革以前，日本都市计划法制的最大特征是都市计划机能的国家独占[17]，从都市计划决定到开发许可等都市计划的重要部分，被视为对都道府县知事的机关委任事务。

尽可能确保土地空间适正且合理的利用，尽可能建立健全公正、慎重的程序，尽可能确保对被征收者正当的补偿，这三个尽可能体现了日本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政的各个层面不懈的努力，也是中国土地征收领域建立健全正当程序应当致力借鉴的正确方法论。于是，当由建设大臣或者都道府县知事实施的事业认定作出后，起业地内的土地等附近居民是否具有请求撤销事业认定的起诉资格（原告适格），便成为有争议的问题。

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这里所说的事业所必要的限度，是指不受当事人的申请之拘束，以事业认定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收用委员会对于与裁决申请相关的土地于事业来说是否必要并没有判断权。

换言之，要使强制力的行使是正当的，不仅事业的法适合性是必要的，而且达至强制力行使的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也是必要的。作者简介：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国家层面，如前所述，日本直到1999年才制定了《信息公开法》（法律第42号），而该法第1条对国家赋课了说明责任，这对于确立土地收用正当程序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殊不知，该裁定所谓无需审查和无需考虑的数个要素，若能在上游项目立案阶段予以必要的审查和考虑，则可以避免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在下游项目实施阶段的矛盾和纠纷。

[47] 参见东京地方法院判决，1983年11月11日，载《行裁例集》第34卷第11号，第1903页。[26]一般认为，即便是基于保护公共的安全、秩序或者公众的健康、福祉等目的而行使作为警察权力的土地利用规制，如果太过分的话，则需要补偿。

1999年，日本对《地方自治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使得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正在迈向接近对等的关系，亦即地方公共团体正在逐步接近《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本来的自治形态。4.参与手法的整备和多样化 参与手法的整备和多样化的问题[67]，涉及在公听会上所提出的意见以及由居民所提出的意见书，行政是否以及如何承担考虑和应答的义务。

这是该制度最值得关注的重要特征之一。《土地收用法》的本来目的在于谋求公共利益的增进和与私有财产的调整，关于应当考虑上述社会性价值的规定毕竟还是抽象性的，所以，难以将起业地周边的居民利益解释为受行政法规范个别地、具体地保障着的利益。

[14] 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为了保全胜诉时的权利和利益，通常可以考虑的是民事法上的假处分制度，而《行诉法》第44条明确规定：关于行政厅的处分及其他该当公权力的行使的行为，不得作出《民事保全法》（平成元年法律第91号）规定的假处分。通过要求履行正当程序，可以为合法开发者提供公正的担保。也有判例认为，《土地收用法》第20条第3项的旨趣，只是对行政部门课处了就土地是否被适正且合理地利用作出判断的义务。

尤其是在土地征收（收用）领域，更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利益均衡，扎实完善立法政策和整序行政计划，切实建构科学有效的法规范解释论，坚持难以判断时，就推定其为个人的法律利益之权利性的推定理论。[65] 参见[日]阿部泰隆著：《溯及立法、赶末班车对策（一）》，载《自治研究》第68卷第7号，1992年，第3页以下，第3页。

福岛地方法院判决，1984年7月23日，载《判例时报》第1124号，第34页。[66]所以，不应当因为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便断言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

行政过程论，复数当事人的行政行为，行政裁量的判断过程审查，等等，皆将利益衡量或者合乎目的论的解释置于正当程序的射程范围之内。[10] 关于《行政不服审查法》的简称，日本学界存在不同的表述方式。